中国债务危机谁捅破？
说几个问题。 第一，所谓“中国债务危机”根本不存在。 或者这么说并不准确，应该说，“中国债务危机"的传言根本没有事实依据。 中国政府负债率（政府债务/GDP）虽然高于国际警戒线，但政府负债率和居民负债率的上升都极为有限；而且中国政府有很高的举债自主权，在外部压力下提高利率从而增加偿债成本的概率非常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国债利率水平将保持在极低水平（0~5%之间）。也就是说，中国政府通过加税或挤出民间消费和投资的方式偿还有限的债务余额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和欧洲央行目前面临的情况就严峻得多：财政盈余、税收增长和信贷约束在日本已经失效，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委员会不断否决成员国加税议案，信贷市场对债务人的歧视性定价让欧元区国家被迫走上负利率之路。如果中国的货币政策选择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路径（即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那么中国的政府和企业负债率将会大幅攀升并出现偿付危机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微乎甚微。
第二，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增长下滑明显，以房地产和银行为代表的支柱产业风险居高。在这种大背景下，所谓的“债务危机”不过是市场调节的不当导致的正常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而已，没有必要惊慌失措。
第三，当前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的重点应该放在抑制物价上涨、刺激消费需求上，而不是像“央妈”这样瞎折腾。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拓展业务、增加资产规模，而不是去管什么风控（当然，风控很重要，但需要另外论述)。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有能力增加信用创造的是那些具有战略眼光、经营意识强，善于创新的商业银行，而那些食利者（如国有大行）因为缺乏市场意识和创新精神，反而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中国债务问题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从国家整体层面来看，虽然和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相比债务规模仍然可控，但最近几年的上升速度已经让不少人产生忧虑，毕竟与过去23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国家发展战略并不合拍。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最新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中国经济的总体债务率为236.9%（债务总额/GDP），从2008年的143.6%，上涨了接近100个百分点。考虑到政府负债率有大半在于显性债务，因此在2015年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全部纳入预算及PPP等模式实施之后，总体债务规模仍会有所上升。
政府、非金融企业、家庭和金融机构是构成一国债务的四大主体。中国债务危机问题最严重的是非金融企业。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从2008年的114.4%上升到2015年3季度的177.1%，上升了62.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近10个百分点。
债务上升意味着利息偿还压力增大，对企业而言，意味着用在创造价值的部分减少，投资收益下滑，经济效率自然下滑。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场危机，企业效益下滑意味着就业岗位减少，政府税收减少，政府在民生投入上会受到拖累，经济会缺乏活力。企业效益下滑会通过银行传染到整个金融系统的效益下滑，而且随着效益下降，银行坏账会不断上升，银行的整个资产负债率会不断恶化。
中国债务上升最直接的原因是货币供应量增加以及投资增加。1995年至今人民币供应量上升了1760%，GDP上升370%，1990至2014年全社会投资增长了18.2%。
中国目前经济下行趋势未减，因此，债务违约率会不断上升，从银行来看坏账率会不断上升，因此，银行会收缩信贷，企业经营会恶化，这个过程会造成中国经济硬着陆，经济滑坡甚至陷入长期通缩。
过去23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因此，整体负债率水平不高，因此不用担心。现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也就是进入中高速增长的阶段。在经济减速的同时，债务不断上升，这就非常危险。
中国债务问题虽然到了不得不处理的地步，但是中国债务问题也存在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政府负债率不高。因此，可以发挥政府职能来化解债务。如果政府背负债务较多，地方政府不靠卖地，也就没有资金用于公共投资。
化解这场债务危机，需要政府出面捅破这层窗户纸。首先，需要政府加大在民生、环保和国家重大工程投资，拉动整个投资，在化解失业潮问题的同时，改善老百姓生活质量。政府投资可以降低全社会债务率。
其次，政府需要大量减税，尤其是让高负债率企业的税赋下降，企业税负率降低，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降低坏账风险。
第三，政府需要实施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增加，降低企业乃至社会整体的债务率。
